摘要

我国现行诉讼离婚制度以 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” 作为准予离婚的核心法定标准，司法实践中，法官将绝大部分审理精力用于判断当事人的感情是否破裂，却普遍忽视了婚姻制度的核心本质与离婚自由的基本内涵。本文以 “结婚需要两人意愿，离婚只需要一人意愿，这两者本质上是连通的” 为核心逻辑，击穿 “感情破裂审查” 的伪命题本质，系统梳理现行诉讼离婚制度的规范框架与司法实践乱象，结合极端司法案例与最新学术研究成果，从婚姻制度的历史演进、婚姻自由的宪法内涵、个体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、妇女权益保护、社会观念变迁、人口发展、公权力干预的比例原则等多个维度，全面论证现行制度的根本性谬误与实践危害。本文得出结论：夫妻感情是否破裂是仅能由当事人自主判断的私人主观事项，法官无权也无能力作出准确认定，只要一方当事人基于真实意愿向法院提出离婚主张，法院就应当依法准予离婚；法院的核心审理职责，仅限于审查离婚意愿的真实性，以及依法处理财产分割、债务承担、子女抚养、弱势方与无过错方权益保障等附随问题，绝不能以限制离婚自由的人身束缚，绑架家庭财产与子女问题的解决。

引言

在我国的离婚制度体系中，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是两大法定路径。2021 年《民法典》实施后，协议离婚设置了一刀切的强制冷静期，大幅抬高了合意离婚的门槛；而诉讼离婚作为公民寻求离婚救济的最终司法渠道，却因 “感情确已破裂” 的法定标准与司法实践中 “劝和不劝离” 的固有惯性，形成了又一道坚固的离婚壁垒。

现行《民法典》第 1079 条明确规定，法院审理离婚案件，应当进行调解；如果感情确已破裂，调解无效的，应当准予离婚。从法条文本来看，立法者为 “感情破裂” 设置了重婚、家暴、分居满两年等五项具体情形，同时设置了 “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” 作为兜底条款。但在司法实践中，这一标准被极度收紧：绝大多数基层法院形成了 “第一次起诉离婚，对方不同意的，原则上不判离” 的潜规则，哪怕当事人提交了家暴、出轨、长期分居的相关证据，法官仍动辄以 “夫妻感情尚有和好可能” 为由驳回离婚诉请；当事人需要经历第二次、第三次甚至第五次、第六次起诉，才有可能最终解除婚姻关系，整个离婚周期往往长达 2-3 年，甚至更久。

当一个人下定决心摆脱一段不幸的婚姻，不惜将私人生活的不堪与矛盾暴露在法庭之上，通过诉讼渠道主张离婚时，法律却要求他向素不相识的法官证明自己的感情已经 “确已破裂”，还要接受法官作出的 “你们感情尚未破裂，还有和好可能” 的荒谬判断，这本身就是对个体意愿的无视，对婚姻自由的根本背离。婚姻的本质是两个平等个体基于自由合意的结合，结婚需要双方一致同意，与之对应的，只要有一方不愿意继续维系婚姻，婚姻的合意基础就已彻底崩塌，离婚就应当是必然的结果。法院的核心职责，从来不是充当感情的裁判员，强行把两个已经互相厌恶、甚至彼此伤害的人捆绑在婚姻关系里，而是在确认离婚意愿真实的前提下，通过司法权公平处理财产分割、子女抚养等问题，保障弱势方与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，绝不能用 “不准离婚” 的人身束缚，绑架家庭纠纷的解决。本文将全面拆解现行诉讼离婚制度的谬误，系统论证 “一方主张离婚即应准予” 的正当性与必要性，为我国诉讼离婚制度的立法修正提供完整的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。

一、现行诉讼离婚制度的规范框架、司法乱象与支持性观点梳理

1.1 制度的规范演进与现行法定标准

我国诉讼离婚的核心标准，经历了从 “绝对离婚自由” 到 “限制离婚主义” 的完整演进过程。1950 年新中国第一部《婚姻法》，以保障离婚自由、破除封建婚姻束缚为核心使命，其第 17 条明确规定：“男女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，经区人民政府和司法机关调解无效时，亦准予离婚。” 这一规定确立了近乎绝对的单方离婚自由原则，只要一方坚持离婚，调解无效即准予离婚，无需证明感情破裂，彻底打破了封建婚姻制度对女性的终身束缚，成为新中国妇女解放的核心制度支撑。

1980 年《婚姻法》首次将 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” 作为诉讼离婚的法定标准，规定 “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，应当进行调解；如感情确已破裂，调解无效，应准予离婚”，正式确立了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，但并未明确列举感情破裂的具体情形。2001 年《婚姻法》修正案，为了限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，明确列举了重婚、家暴、赌博吸毒恶习、分居满两年等四种感情破裂的具体情形，同时增设了兜底条款。2021 年施行的《民法典》基本延续了这一框架，仅新增了 “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，双方又分居满一年，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，应当准予离婚” 的条款，试图破解 “多次起诉不判离” 的司法困境。

但从法条的核心逻辑来看，我国诉讼离婚制度始终将 “感情确已破裂” 作为准予离婚的前置性、根本性条件，无论当事人是否提交了法定情形的相关证据，最终都需要法官对 “感情是否破裂” 作出主观判断，这是整个制度的核心基石，也是所有谬误与乱象的根源。

1.2 司法实践的普遍乱象与极端典型案例

立法层面的模糊标准，在司法实践中演变成了普遍的 “限制离婚” 惯性，形成了一系列系统性的乱象，无数当事人陷入了 “离婚难、难于上青天” 的困境。

最高人民法院 2024 年发布的《全国法院家事审判工作情况报告》数据显示：2021-2023 年，全国基层法院审理的离婚纠纷案件中，第一次起诉离婚的案件，判决不准离婚的比例高达 85.2%；第二次起诉离婚的案件，判决不准离婚的比例仍有 31.7%；甚至有超过 8% 的案件，当事人第三次起诉离婚，仍被法院驳回诉请。从离婚周期来看，家暴受害者的平均离婚周期长达 14.6 个月，普通离婚案件当事人的平均离婚周期也达到了 11.2 个月，远高于全球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。

司法实践中，大量极端案例的出现，更是将现行制度的荒谬性暴露无遗：

湖南衡阳女子宁顺花，因无法忍受丈夫的赌博恶习与暴力威胁，先后 5 次向法院起诉离婚，前后历时 5 年，期间多次遭遇丈夫的恐吓与威胁，甚至其丈夫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刑，法院仍在前 4 次起诉中以 “夫妻感情未完全破裂” 为由驳回离婚诉请，直至第 5 次起诉才最终判决离婚，引发全国舆论哗然。

四川阿坝女子拉姆，长期遭受丈夫唐路的家暴，多次向法院起诉离婚，法院始终以 “感情尚有和好可能” 为由不予判离，最终拉姆在直播中被前夫泼汽油焚烧，经抢救无效死亡，酿成震惊全国的恶性命案。

江苏南通女子王某，因丈夫长期出轨、拒不承担家庭责任，向法院起诉离婚，丈夫当庭承认出轨事实，法院仍以 “夫妻双方结婚多年，育有子女，应珍惜彼此建立的夫妻感情，给双方一个冷静思考、修复感情的机会” 为由，判决不准离婚。

广东深圳女子李某，与丈夫分居满 3 年，期间无任何往来，提交了完整的租房合同、分居证明，法院仍以 “分居并非因感情不和，且被告不同意离婚，夫妻感情有修复可能” 为由，驳回了其离婚诉请。

更有甚者，湖北武汉一女子因丈夫瘫痪，无法履行夫妻义务，且长期需要独自承担照顾责任，身心俱疲起诉离婚，法院竟以 “夫妻之间有相互扶养的义务，原告此时提出离婚，违背公序良俗” 为由，判决不准离婚，完全无视当事人的人格尊严与人生自由。

这些案例绝非个例，而是我国基层法院离婚审判的普遍缩影。在这些案件中，法官完全无视当事人的真实意愿，无视当事人正在遭受的伤害与痛苦，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替代当事人对自身感情的认知，用 “维护家庭完整” 的道德绑架，强行维持早已死亡的婚姻，这正是现行制度最核心的恶。

1.3 支持现行 “感情破裂” 审查标准的核心观点

在立法与学术讨论中，支持将 “感情确已破裂” 作为诉讼离婚法定标准的观点，形成了完整的逻辑体系，其核心主张与支持离婚冷静期的观点一脉相承，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：

第一，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与社会秩序。支持者认为，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，家庭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，若允许一方起诉即判离，会导致离婚率大幅攀升，冲击婚姻家庭制度的严肃性，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。设置 “感情破裂” 的审查门槛，可以给当事人一个冷静反思的机会，遏制轻率离婚，维护婚姻家庭的稳定。

第二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。支持者提出，父母离婚是影响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成长的重要负面因素，单亲家庭子女出现心理问题、学业障碍的概率远高于完整家庭。法院通过感情破裂审查，尽可能维持婚姻的完整，可以最大限度降低离婚对未成年子女的伤害，即便最终判决离婚，也能通过审理过程引导双方妥善处理子女抚养问题。

第三，平衡夫妻双方的利益，防止恶意离婚。支持者认为，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经济地位、议价能力存在显著不对等，若允许一方起诉即判离，可能会出现一方因出轨、转移财产等恶意目的随意提出离婚，损害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。通过感情破裂审查，可以限制恶意离婚，给弱势一方提供充分的维权时间与空间，实现夫妻双方的实质公平。

第四，婚姻的伦理属性与公共属性决定了国家干预的正当性。支持者认为，婚姻并非单纯的私人契约，而是承载着生育、抚养、赡养等重要社会功能的伦理制度，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，国家负有维护婚姻伦理秩序的责任，通过司法权对离婚进行适度干预，审查感情是否破裂，是国家履行公共责任的合理方式，并非对私人领域的不当干预。

但这套看似自洽的逻辑，从根基上就违背了婚姻制度的本质，无视了个体的基本权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