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、法定结婚年龄制度的当代反思与中国的立法现实

进入21世纪以来，全球人口形势、社会结构、权利理念发生了深刻的变革，法定婚龄制度面临着新的挑战与机遇。一方面，全球范围内禁止童婚、保护儿童权益的共识不断强化，越来越多的国家通过立法改革，将法定婚龄提高至18周岁，全面禁止童婚；另一方面，全球范围内很多国家包括中国又出现了初婚年龄持续推迟、结婚率持续下降、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人口形势，引发了学界与立法界对法定婚龄制度的重新审视与反思。中国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，现行法定婚龄制度面临着人口形势深刻变革的新挑战，如何在借鉴全球立法经验、遵循国际人权共识的基础上，结合中国的国情与社会需求，完善法定婚龄制度，已成为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。

（一）全球婚龄立法的两大核心价值：儿童权益保护与婚姻自主权的平衡

纵观全球婚龄立法的现代化进程，其核心始终围绕着两大基本价值的平衡：一是儿童权益的优先保护，二是公民婚姻自主权的保障。这两大价值的平衡，决定了全球婚龄立法的发展方向，也是当代婚龄制度反思的核心逻辑起点。

儿童权益的优先保护，是当代全球婚龄立法的首要价值，也是国际人权公约确立的核心原则。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明确规定，儿童的最大利益应当成为所有涉及儿童的行为的首要考虑因素，这一原则被称为“儿童最大利益原则”，已成为全球各国儿童保护立法的黄金准则。童婚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定为严重侵犯儿童权益的有害习俗，其核心危害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严重损害儿童的身体健康，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尤其是女童，身体与生殖器官尚未完全发育成熟，早婚早育会大幅增加孕、产妇死亡、新生儿死亡、产科瘘、性传播感染的风险，对女童的身体造成不可逆的伤害；二是严重侵犯儿童的受教育权与发展权，童婚会导致女童被迫辍学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，无法获得必要的知识与技能，彻底丧失独立发展的可能性，陷入“早婚-早育-贫困-再早婚”的恶性循环；三是严重增加儿童遭受暴力与虐待的风险，童婚中的女童，绝大多数是与比自己年长很多的成年男性结婚，在婚姻中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，面临着极高的家庭暴力、性暴力、婚内强奸的风险，且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，人身安全与人格尊严无法得到保障。

正是基于对童婚危害的深刻认知，全球各国纷纷推进立法改革，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废除未成年人结婚的例外条款，全面禁止童婚，其核心目的就是为了落实儿童最大利益原则，优先保护儿童的权益与福祉。这一立法趋势，代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，也是当代婚龄立法不可动摇的底线。任何关于婚龄制度的调整，都不能突破这一底线，不能以任何理由为童婚开口子，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，也是中国婚龄立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。

婚姻自主权的保障，是当代婚龄立法的另一核心价值，也是婚姻自由原则的核心体现。《世界人权宣言》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》均明确规定，人人有权自主决定是否结婚、与谁结婚、何时结婚，婚姻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，才能缔结，禁止任何形式的强迫婚姻。婚姻自主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，也是婚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，只有基于双方完全自愿的婚姻，才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婚姻。

法定婚龄制度的本质，是国家对公民婚姻自主权的合理限制，这种限制的合法性基础，只能是为了保护更重要的法益——即未成年人的权益与福祉。也就是说，法定婚龄的设定，不能过度限制公民的婚姻自主权，只能设定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内。如果法定婚龄设定过高，超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必要限度，就会构成对公民婚姻自主权的不当限制，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。

这就构成了婚龄立法的核心平衡：法定婚龄不能低于18周岁，否则就会突破儿童权益保护的底线，导致童婚现象；法定婚龄也不宜过高，否则就会构成对公民婚姻自主权的不当限制，违背婚姻自由原则。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与成年年龄完全一致，正是这种平衡的最佳体现：年满18周岁的公民，已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，能够理性判断自己的行为后果，自然应当享有完全的婚姻自主权，国家不应再对其结婚的年龄作出额外的限制。

（二）中国现行法定婚龄制度的争议与学界研究的最新进展

中国现行《民法典》第1047条规定：“结婚年龄，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，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。”这一标准是全球主要国家中最高的法定婚龄，也是全球唯一将男性法定婚龄设定为22周岁的国家。近年来，随着中国人口形势的深刻变化，这一制度引发了学界与社会舆论的广泛争议，成为婚姻家庭法学研究的热点议题。

中国现行法定婚龄制度，形成于1980年《婚姻法》，其核心立法背景是当时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的严峻形势，核心目的是通过提高法定婚龄、鼓励晚婚晚育，延迟生育周期，降低生育率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。这一制度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，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现实必要性，也确实发挥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重要作用。但四十多年来，中国的人口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：从人口过快增长，转变为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、人口老龄化加速、人口负增长提前到来；从计划生育、控制人口增长，转变为优化人口结构、鼓励生育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。立法背景的根本性变化，使得现行法定婚龄制度的合理性受到了学界的广泛讨论，围绕着是否应当调整法定婚龄、如何调整，学界形成了“降低说”与“维持说”两种核心观点的交锋。

“降低说”是近年来学界的主流观点，其核心主张是：应当将法定婚龄下调至男女均满18周岁，与成年年龄保持一致，消除男女婚龄的差异。这一观点的核心理由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：

第一，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符合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基本法理，实现了民法体系的内部协调统一。《民法典》第17条明确规定：“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。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。”第18条规定：“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。”婚姻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，行为人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，已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能够独立签订合同、承担刑事责任，甚至可以服兵役、保卫国家，却不具备缔结婚姻的行为能力，这在法理上是矛盾的，也造成了民法体系内部的不协调。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使得法定婚龄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保持一致，符合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基本原理，实现了民法体系的内部统一。

第二，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消除男女婚龄的差异，贯彻了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。现行法定婚龄“男22周岁、女20周岁”的差异规定，源于1980年《婚姻法》，其当时的立法理由是“女性生理发育早于男性”。但从现代法理来看，这种差异规定本质上是性别歧视的体现，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。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明确规定，禁止在结婚年龄上设定男女差异，消除对妇女的歧视。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已实现了男女法定婚龄的统一，中国依然保留男女婚龄的差异规定，已不符合全球立法的普遍趋势与男女平等的基本理念。下调法定婚龄至男女均满18周岁，彻底消除男女婚龄的差异，是贯彻男女平等宪法原则的必然要求。

第三，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是尊重公民婚姻自主权的体现，符合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。婚姻自由是我国《民法典》婚姻家庭编的首要基本原则，婚姻自主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格权益。年满18周岁的成年人，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能够理性判断自己的行为后果，自主决定自己的人生规划，自然应当享有自主决定是否结婚、何时结婚的权利。现行法定婚龄将结婚年龄设定为男22周岁、女20周岁，超出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，构成了对公民婚姻自主权的不当限制，违背了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。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取消了对成年人婚姻自主权的额外限制，充分尊重了公民的婚姻自由，符合现代婚姻立法的基本理念。

第四，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顺应了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，有助于优化人口结构、缓解低生育压力。现行法定婚龄形成于计划生育时代，核心目的是控制人口增长，而当前中国的人口形势已发生根本性逆转，2022年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，2025年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.09，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，人口老龄化加速，人口形势极为严峻。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虽然不能直接扭转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趋势，但可以延长年轻人的生育周期，为年轻人的婚育选择提供更多的空间，是顺应人口形势变化、从限制生育转向鼓励生育的应有举措，有助于优化人口结构、缓解低生育压力。

“维持说”则认为，现行法定婚龄制度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与现实基础，不宜下调，应当继续维持。这一观点的核心理由，主要包括四个方面：

第一，现行法定婚龄制度符合现代医学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成果，能够更好地保护年轻人的身心健康与婚姻家庭的稳定。现代医学研究表明，虽然女性18周岁已达到性成熟年龄，但生殖器官与骨盆完全发育成熟，通常要到20岁左右；男性的身体与心智完全发育成熟，通常要到22岁左右。同时，发展心理学与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，人类大脑的前额叶皮层，负责理性决策、风险评估、延迟满足的核心区域，直至25岁左右才完全发育成熟，18-22岁的年轻人，虽然已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，但心智成熟度依然不足，风险承担能力、婚姻家庭责任的履行能力依然较弱。过早结婚，会大幅增加婚姻破裂的风险，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，也不利于年轻人的身心健康与长远发展。现行法定婚龄“男22周岁、女20周岁”的规定，契合了人体生理与心智成熟的客观规律，能够更好地保护年轻人的身心健康，保障婚姻家庭的稳定，具有充分的科学依据。

第二，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无法解决中国低生育率的核心问题，反而可能带来一系列负面效应。当前中国年轻人初婚年龄持续推迟、结婚率持续下降、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核心原因，不是法定婚龄过高，而是高房价、高育儿成本、高教育成本、女性职场歧视等现实压力。2025年中国平均初婚年龄已逼近30岁，远高于现行法定婚龄，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根本无法改变年轻人的婚育选择，对提升生育率几乎没有实际作用。相反，下调法定婚龄，可能会导致农村地区、欠发达地区的未成年人早婚现象增加，尤其是女童辍学早婚的风险升高，侵犯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与身心健康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。

第三，现行法定婚龄制度与中国的教育体系与社会现实相契合，具有充分的现实合理性。当前中国的教育体系，6岁入学，完成12年中小学教育，高中毕业时已18周岁，绝大多数年轻人会选择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，大学毕业时已22周岁左右。18-22岁的年轻人，绝大多数处于求学阶段，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与稳定的职业，不具备承担婚姻家庭责任的经济基础与现实条件。即便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这一阶段的年轻人也极少会选择结婚，制度调整的实际意义极为有限。而现行法定婚龄“男22周岁、女20周岁”的规定，与中国年轻人完成学业、进入社会、获得稳定收入的时间节点基本契合，符合中国的教育体系与社会现实，具有充分的现实合理性。

第四，现行法定婚龄制度并未构成对公民婚姻自主权的不当限制。婚姻自由的核心是自主决定是否结婚、与谁结婚，而非越早结婚越自由。法定婚龄的设定，本质上是国家为了保护未成年人权益、维护婚姻家庭稳定而设定的底线监管，是对公民婚姻自主权的合理限制，而非不当干预。全球范围内，也有部分国家的法定婚龄高于18周岁，如印度、菲律宾等国，中国现行法定婚龄制度，并未违背国际人权公约的相关规定，也符合中国的国情与社会需求。

除了“降低说”与“维持说”的核心交锋之外，学界也提出了一些折中的观点，例如：建议将法定婚龄下调至“男20周岁、女18周岁”，既适当降低了婚龄，与成年年龄相衔接，又保留了一定的缓冲空间，避免过度调整；或者建议维持现行法定婚龄不变，同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，缓解年轻人的婚育压力，提升年轻人的婚育意愿，而非单纯调整法定婚龄。

总体而言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，法定婚龄的调整，对实际初婚年龄与生育率的影响极为有限，真正决定年轻人婚育选择的，是婚育成本、就业环境、社会保障、性别平等相关的配套制度，而非法定婚龄的高低。

（三）中国婚龄制度的未来完善路径：价值平衡与体系协调

基于对全球婚龄立法趋势的把握、对中国现行制度的反思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梳理，中国婚龄制度的未来完善，应当坚守“儿童权益优先保护”的底线，平衡“婚姻自主权保障”与“社会公共利益维护”两大价值，以“体系协调、配套完善、立足国情、循序渐进”为基本原则，稳步推进相关制度的完善，而非简单的“一降了之”或“一成不变”。具体而言，未来的完善路径，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核心方面：

第一，在立法层面，应当适时下调法定婚龄至男女均满18周岁，实现民法体系的内部协调，贯彻男女平等原则，充分尊重公民的婚姻自主权。

从长远来看，将法定婚龄下调至18周岁，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年龄保持一致，是中国民事立法体系化的必然要求，也是贯彻男女平等宪法原则、尊重公民婚姻自主权的必然选择，符合全球婚龄立法的普遍趋势。现行法定婚龄制度的立法背景——计划生育、控制人口增长——已完全消失，继续维持过高的法定婚龄，既不符合民事法理，也不符合当前的人口形势与社会需求。

但需要明确的是，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核心目的是消除对成年人婚姻自主权的不当限制，实现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，而非强制年轻人早婚，更不是为了“催生”。必须坚守“儿童权益优先保护”的底线，严格禁止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结婚，废除任何形式的例外条款，坚决打击童婚、早婚现象，确保下调法定婚龄不会导致未成年人早婚现象的增加。同时，必须彻底消除男女婚龄的差异，实现男女法定婚龄的完全统一，贯彻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。

第二，在制度配套层面，应当将重心从法定婚龄的数字调整，转向完善婚育相关的配套制度，缓解年轻人的婚育压力，提升年轻人的婚育意愿，这是解决当前婚育问题的核心关键。

正如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所表明的，当前中国年轻人初婚年龄持续推迟、结婚率持续下降、生育率持续走低的核心原因，不是法定婚龄过高，而是高房价、高育儿成本、高教育成本、女性职场歧视、社会保障不足等现实压力。即便下调法定婚龄至18周岁，如果这些配套制度不完善，年轻人的婚育压力无法缓解，也根本无法改变年轻人的婚育选择，制度调整的实际意义极为有限。

因此，未来的核心工作，应当是完善婚育相关的配套制度，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，具体包括：一是完善住房保障制度，加大保障性住房、共有产权房的供给，对婚育家庭给予购房补贴、房贷利率优惠，缓解年轻人的住房压力；二是完善育儿支持体系，落实产假、陪产假、育儿假制度，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，降低育儿成本，解决“带娃难”的问题；三是完善教育制度，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，落实“双减”政策，降低教育成本，缓解教育焦虑；四是保障女性的就业权益，严厉打击职场中的性别歧视，落实男女同工同酬，完善生育相关的就业保障制度，消除女性的婚育职场顾虑；五是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加大对婚育家庭的财政补贴、税收优惠，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。

只有这些配套制度完善了，年轻人的婚育压力得到了实质性缓解，年轻人的婚育意愿才能真正提升，初婚年龄持续推迟、结婚率持续下降、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趋势才能得到根本扭转，这远比单纯调整法定婚龄的数字更为重要，也更有现实意义。

第三，在社会层面，应当加强婚姻家庭观念的引导，推进婚姻家庭教育，提升年轻人的婚姻家庭责任意识与经营能力，营造健康、理性的婚育文化，为婚龄制度的实施与婚姻家庭的稳定，提供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。

现代社会的婚姻，核心价值是个体的幸福与情感的陪伴，这就要求婚姻双方必须具备成熟的心智、强烈的责任意识与良好的婚姻经营能力。当前中国婚姻家庭领域面临的核心问题，除了结婚率下降、生育率走低之外，还有离婚率持续升高、婚姻稳定性持续下降的问题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年轻人的婚姻家庭责任意识不足，婚姻经营能力欠缺，对婚姻的认知不够理性，盲目结婚、冲动离婚的现象较为普遍。

因此，未来应当加强婚姻家庭观念的引导，推进婚姻家庭教育，将婚姻家庭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，从中小学阶段开始，开展性别平等、婚姻家庭、责任意识相关的教育，帮助年轻人树立健康、理性的婚育观念，提升婚姻家庭责任意识与经营能力；同时，充分发挥家庭、学校、社区、社会组织的作用，营造尊重婚姻、重视家庭、男女平等、责任担当的婚育文化，引导年轻人在心智成熟、经济独立、责任能力具备的情况下，理性选择结婚的时间，既不盲目早婚，也不刻意晚婚，实现婚姻自由与家庭责任的平衡，个体幸福与社会稳定的统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