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、世界各国法定结婚年龄的法律规制与历史溯源

法定结婚年龄的立法实践，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“多元并存、趋同发展”的总体特征。不同国家、不同法系、不同文明圈的婚龄立法，源于各自独特的历史传统、宗教文化、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水平，形成了风格迥异的制度形态；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、国际人权公约的普及与儿童权益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，全球婚龄立法也呈现出明显的趋同趋势，将18岁作为法定婚龄的基准线、全面禁止童婚，已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。

（一）大陆法系国家：罗马法传统的传承与现代变革

大陆法系的婚龄立法，均源于古罗马法的制度传统，历经中世纪教会法的改造、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重塑与现代社会的变革，形成了体系完整、逻辑严谨的制度体系，其核心特征是“以成年年龄为基准，以法定婚龄为底线，以父母同意与司法许可为例外”。

古罗马法是大陆法系婚龄制度的源头，早在公元前5世纪颁布的《十二铜表法》中，便对婚龄制度作出了初步规定。罗马共和国晚期至帝国时期，婚龄制度逐步完善，最终确立了“男14岁、女12岁”的法定婚龄标准，这一标准是基于当时的生理认知，认为男子14岁、女子12岁已达到性成熟年龄，具备生育能力，符合婚姻的自然属性。同时，罗马法规定，未达适婚年龄的未成年人结婚，必须获得家父的同意，家父对子女的婚姻拥有绝对的决定权，这一制度设计体现了罗马法的家族本位理念，与中国古代的家长主婚权制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。

罗马法的婚龄制度对后世大陆法系国家产生了深远影响，中世纪的欧洲，虽然教会法成为婚姻制度的核心规范，但罗马法的婚龄标准被教会法全面吸收。12世纪，罗马天主教教会法正式确立了“男14岁、女12岁”的最低婚龄标准，同时规定，只要男女双方达到这一年龄，即便没有父母同意、没有教会主持，双方自愿缔结的婚姻依然有效。这一规定源于基督教“婚姻是男女双方的神圣契约”的核心理念，与世俗法的家族本位形成了鲜明对比，是中世纪欧洲婚龄制度的重要特征。

近代以来，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与启蒙思想的传播，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制定民法典，对婚龄制度进行了全面的现代化改造，其核心变革包括三个方面：一是将法定婚龄与成年年龄挂钩，大幅提高法定婚龄标准；二是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，弱化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决定权；三是强化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，严格限制低龄婚姻的例外情形。

《法国民法典》是近代大陆法系的典范，1804年颁布的《拿破仑法典》第144条规定：“男未满18岁，女未满15岁，不得结婚。”这一规定较罗马法与教会法的标准有了显著提高，同时保留了父母同意权制度，规定未满21岁的子女结婚，必须获得父母的同意。此后，法国多次对婚龄制度进行调整，1942年将女性法定婚龄从15岁提高至18岁，实现了男女法定婚龄的统一；2006年进一步修改法律，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结婚的例外情形，仅在特殊情况下，经司法部长与法院的双重批准，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方可结婚。现行《法国民法典》规定，法定婚龄为男女均满18周岁，与成年年龄完全一致，仅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允许例外，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的严格保护。

《德国民法典》的婚龄制度同样经历了持续的变革。1900年颁布的《德国民法典》规定，法定婚龄为男满21岁、女满16岁，男女婚龄存在显著差异，同时规定未满法定婚龄的未成年人结婚，需获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与法院的许可。二战后，德国对婚龄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，逐步实现男女婚龄的统一，并不断提高未成年人结婚的门槛。2017年，德国颁布《打击童婚法》，对民法典进行了重大修改，明确规定法定婚龄为男女均满18周岁，彻底废除了未成年人结婚的例外条款，同时规定，在德国境外缔结的未成年人婚姻，在德国境内一律不被承认。这一修改使德国成为欧洲对童婚规制最严格的国家之一，充分体现了现代德国法对儿童权益的优先保护。

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婚龄立法，均遵循了类似的发展轨迹。《意大利民法典》最初规定法定婚龄为男16岁、女14岁，后逐步提高至男女均满18周岁，仅在特殊情况下，经法院许可，年满16岁的未成年人方可结婚；《西班牙民法典》最初规定法定婚龄为男14岁、女12岁，2022年修改法律，将法定婚龄统一提高至男女均满18周岁，废除了所有例外条款；《日本民法典》在明治维新时期规定法定婚龄为男18岁、女16岁，2018年通过民法修正案，将成年年龄从20岁下调至18岁，同时将男女法定婚龄统一为18岁，于2022年4月1日正式生效，彻底废除了男女婚龄的差异与未成年人结婚的父母同意例外。

总体而言，大陆法系国家的婚龄立法，经历了“从罗马法的低龄标准，到中世纪教会法的宗教化改造，再到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变革”的完整过程，其发展趋势十分清晰：一是不断提高法定婚龄标准，实现法定婚龄与成年年龄的统一；二是逐步消除男女婚龄的差异，贯彻男女平等原则；三是不断收紧未成年人结婚的例外情形，直至全面禁止童婚，强化儿童权益保护；四是逐步弱化父母对子女婚姻的决定权，贯彻婚姻自由原则。

（二）英美法系国家：普通法传统与地方自治的多元格局

英美法系的婚龄立法，源于中世纪英国的普通法传统，其核心特征是“以习惯法为基础，以地方自治为核心，呈现出多元分散的立法格局”，与大陆法系的法典化、统一化特征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进入现代社会后，英美法系各国均通过制定法对婚龄制度进行了规范，同时保留了普通法的传统与地方自治的特色，各国之间的制度差异较为显著。

英国是英美法系的发源地，其婚龄制度的演变与大陆法系国家呈现出相似的趋势，但保留了自身的普通法特色。中世纪英国的普通法，全面吸收了教会法的婚龄标准，规定“男14岁、女12岁”为最低婚龄，同时规定，未满21岁的未成年人结婚，必须获得父母或监护人的同意。这一制度框架在英国延续了数百年，直至20世纪才出现重大调整。

1929年，英国颁布《婚姻年龄法》，首次将法定婚龄提高至男女均满16岁，废除了教会法延续数百年的低龄标准，同时保留了父母同意权制度，规定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结婚，必须获得父母或法院的同意。这一制度在英国延续了近百年，直至2023年，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再次修改法律，将法定婚龄从16岁提高至18岁，同时明确规定，安排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结婚，无论是否存在强迫行为，均构成刑事犯罪。这一修改彻底废除了未成年人结婚的例外条款，标志着英国婚龄制度的重大转型，全面贯彻了禁止童婚、保护儿童权益的国际共识。苏格兰地区则继续沿用16岁的法定婚龄标准，且无需父母同意，形成了英国境内的制度差异，充分体现了英美法系的地方自治特色。

美国的婚龄制度呈现出“联邦无统一标准，各州自行立法，差异极为显著”的核心特征。美国联邦宪法并未对婚姻制度作出规定，婚姻家庭立法属于各州的立法权限，因此美国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定婚龄标准，各州的婚龄立法差异极大。

从整体上看，美国各州的法定婚龄制度可以分为三个层次：一是法定婚龄的基准线，绝大多数州将男女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与成年年龄一致；二是父母同意的例外，绝大多数州规定，在父母或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，年满16岁的未成年人可以结婚；三是司法许可的例外，部分州规定，在特殊情况下（如女方怀孕、生育），经法院批准，未满16岁的未成年人可以结婚，且部分州未设定最低婚龄底线。

这种宽松的例外制度，导致美国成为发达国家中童婚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。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数据，2000年至2020年，美国有超过30万未成年人结婚，其中绝大多数是未满18岁的少女与成年男性结婚，部分州甚至出现了12岁女孩结婚的案例。美国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未批准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的联合国成员国，其核心原因之一，便是该公约关于禁止18岁以下童婚的规定，与美国部分州的立法存在冲突，体现了美国“州权至上”的宪政传统与国际人权公约之间的矛盾。

近年来，美国多个州开始修改法律，收紧未成年人结婚的例外条款，全面禁止童婚。截至2026年，美国已有12个州通过立法，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废除了所有例外条款；超过20个州将最低婚龄设定为16周岁，严格限制司法许可的适用情形，美国的婚龄立法正逐步向禁止童婚的国际共识靠拢。

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的婚龄立法，均呈现出“提高法定婚龄、禁止童婚”的发展趋势。加拿大各省均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在父母同意与司法许可的情况下，最低婚龄可降至16周岁；澳大利亚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仅在特殊情况下，经法院许可，年满16岁的未成年人方可结婚；新西兰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父母同意的情况下可降至16周岁。

总体而言，英美法系国家的婚龄立法，虽然保留了地方自治的多元格局，各国、各地区之间的制度差异依然存在，但整体发展趋势与大陆法系国家高度一致：不断提高法定婚龄标准，严格限制直至全面禁止未成年人结婚，强化对儿童权益的保护，消除男女婚龄的差异，贯彻男女平等与婚姻自由原则。

（三）伊斯兰法系国家：宗教教义与世俗立法的博弈

伊斯兰法系的婚龄立法，以伊斯兰教教义为核心渊源，《古兰经》与圣训是婚龄制度的最高准则，其核心特征是“宗教教义为体，世俗立法为用，宗教传统与现代理念的博弈贯穿始终”。全球50多个伊斯兰国家的婚龄立法，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，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各国世俗化程度与宗教保守势力博弈的结果。

伊斯兰教教义对婚龄的规定，源于《古兰经》与圣训的相关记载。《古兰经》并未明确设定具体的婚龄标准，仅规定婚姻必须是双方自愿，且双方需具备成熟的心智与行为能力。而圣训中的相关记载，成为伊斯兰法系婚龄制度的核心依据，其中最具影响力的，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与阿伊莎的婚姻案例。根据圣训记载，穆罕默德与阿伊莎订婚时，阿伊莎年仅6岁，成婚时年仅9岁。这一案例成为伊斯兰保守势力主张低龄婚龄的核心教义依据，认为女孩达到性成熟年龄（通常为9岁），便具备结婚的资格。

中世纪的伊斯兰教法，基于上述教义，形成了“无统一法定婚龄，以性成熟为结婚的基本条件”的制度传统，多数伊斯兰教法学家认为，男孩12岁、女孩9岁达到性成熟年龄，便可以结婚，且未成年人的婚姻由其父亲或监护人决定，无需本人同意。这一制度传统对当代伊斯兰国家的婚龄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，成为各国世俗化改革的核心争议焦点。

当代伊斯兰国家的婚龄立法，大致可以分为三类，分别代表了世俗化改革的不同程度。

第一类是世俗化程度较高的国家，其婚龄立法基本与国际共识接轨，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结婚。这类国家以土耳其、突尼斯、埃及为代表。土耳其在凯末尔革命后，全面推行世俗化改革，1926年颁布的《土耳其民法典》，彻底废除了伊斯兰教法的婚龄制度，将法定婚龄设定为男女均满18周岁，仅在特殊情况下，经法院许可，年满17岁的男性与年满16岁的女性方可结婚，是伊斯兰国家中最早实现婚龄制度世俗化的国家。突尼斯于1956年颁布《个人地位法》，将法定婚龄设定为男女均满18周岁，禁止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结婚，是阿拉伯国家中首个全面禁止童婚的国家。埃及于2008年修改法律，将法定婚龄从16岁提高至18周岁，明确规定未满18岁的婚姻无效，同时对促成童婚的行为设定了刑事处罚。

第二类是世俗化与宗教传统相平衡的国家，其婚龄立法设定了18周岁的法定婚龄基准，同时保留了较多的例外条款，允许在父母同意与司法许可的情况下，未成年人结婚。这类国家以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伊朗为代表。印度尼西亚2019年修改《婚姻法》，将女性法定婚龄从16岁提高至19岁，与男性法定婚龄保持一致，同时规定在特殊情况下，经法院许可，未满19岁的未成年人可以结婚。马来西亚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同时规定，在宗教法庭的许可下，穆斯林女性年满16岁即可结婚，部分州甚至允许更低的婚龄。伊朗的婚龄制度经历了剧烈的反复，巴列维王朝时期，通过世俗化改革，于1967年将法定婚龄提高至18周岁；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，新政权废除了世俗化的《家庭保护法》，将法定婚龄降至女孩9岁、男孩15岁；此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与国内世俗势力的推动下，逐步将法定婚龄提高至女孩13岁、男孩15岁，同时规定，未满15岁的未成年人结婚，必须获得法院的特别许可。

第三类是宗教保守势力主导的国家，其婚龄立法完全遵循伊斯兰教法的传统，未设定明确的法定婚龄底线，或设定了极低的婚龄标准，童婚现象极为普遍。这类国家以阿富汗、也门、沙特阿拉伯部分地区为代表。阿富汗塔利班政权2021年重新掌权后，废除了前政府的世俗化婚姻立法，重新恢复了伊斯兰教法的婚龄制度，未设定明确的法定婚龄底线，仅规定女孩达到性成熟年龄即可结婚，实际上允许了童婚的存在。也门的法律规定法定婚龄为15岁，但同时规定，只要父母同意，未满15岁的女孩也可以结婚，导致也门成为全球童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，也门有超过50%的女孩在18岁之前结婚，超过14%的女孩在15岁之前结婚。

总体而言，伊斯兰法系国家的婚龄立法，始终处于宗教教义与现代世俗理念的博弈之中。近年来，随着全球儿童权益保护运动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伊斯兰国家开始推进婚龄制度的世俗化改革，提高法定婚龄标准，限制童婚现象，这已成为伊斯兰世界婚龄立法的总体发展趋势。但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、传统习俗的根深蒂固，使得这一改革进程充满了曲折与反复。

（四）其他文明圈的婚龄立法：印度、非洲与拉美地区

除了大陆法系、英美法系与伊斯兰法系之外，全球其他文明圈的婚龄立法，均呈现出“本土传统与现代理念融合、国际公约推动制度变革”的核心特征。其中，印度、非洲与拉美地区的婚龄立法，具有鲜明的代表性，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婚龄制度的发展轨迹。

印度是南亚次大陆的核心国家，其婚龄立法呈现出“法律标准与民间实践严重脱节”的典型特征。印度现行的婚龄立法，源于1954年颁布的《特别婚姻法》与1961年颁布的《禁止童婚法》，明确规定法定婚龄为男21岁、女18岁，是全球少数几个男性法定婚龄高于20岁的国家之一。同时，《禁止童婚法》明确规定，未满法定婚龄的婚姻为可撤销婚姻，对促成童婚的行为设定了刑事处罚。

但在实际执行中，印度的童婚现象依然极为普遍。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4年的统计数据，印度有超过23%的女孩在18岁之前结婚，超过5%的女孩在15岁之前结婚，是全球童婚绝对数量最多的国家。这一现象的核心原因，在于印度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、宗教传统与性别不平等观念。印度教传统中，早婚是一种宗教义务，《摩奴法典》明确规定女孩应在月经初潮之前结婚，这一传统在印度农村地区依然根深蒂固；同时，种姓制度下的内婚制、高额的嫁妆制度，也使得底层家庭普遍选择让女孩早婚，以降低嫁妆成本与家庭负担。此外，印度基层执法能力的薄弱，也使得禁止童婚的法律规定难以落地，形成了“法律高标准、实践低执行”的尴尬局面。

近年来，印度政府不断加大对童婚的打击力度，修改《禁止童婚法》，加重对相关行为的刑事处罚，同时通过教育扶持、经济补贴等方式，鼓励女孩推迟婚期、完成学业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。2000年至2024年，印度的童婚率从47%下降至23%，但距离消除童婚的目标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非洲地区的婚龄立法，呈现出“国别差异极大、传统习俗影响深远、童婚问题全球最严重”的核心特征。非洲54个国家中，有超过30个国家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但绝大多数国家都保留了父母同意与宗教习俗的例外条款，允许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结婚；部分国家的法定婚龄极低，甚至未设定明确的最低婚龄标准。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24年的统计数据，非洲是全球童婚率最高的地区，西非与中非地区的童婚率超过40%，尼日尔、乍得、马里等国的童婚率超过70%，位居全球前列。

非洲地区严重的童婚问题，源于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：一是极端贫困，非洲是全球最贫困的地区，许多家庭将女儿早婚视为减轻家庭负担、获取彩礼收入的重要方式；二是传统习俗，非洲许多部族都有早婚的传统，认为女孩月经初潮后便具备结婚的资格，早婚是女性成年的标志；三是性别不平等，非洲地区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极低，女性被视为生育工具，早婚早育成为普遍现象；四是战乱与冲突，非洲地区长期战乱不断，导致大量人口流离失所，女孩在战乱中面临更高的童婚风险。

近年来，在联合国机构、非洲联盟与国际社会的推动下，非洲各国纷纷推进婚龄制度的改革，加大对童婚的打击力度。2019年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（SADC）通过了《根除童婚和保护已婚儿童的示范法》，推动成员国将法定婚龄统一设定为18周岁，废除所有例外条款；截至2026年，已有超过20个非洲国家修改了婚姻立法，将法定婚龄提高至18周岁，明确禁止童婚，同时配套了教育扶持、经济救助等措施，帮助女童避免早婚，非洲地区的童婚率已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。

拉美地区的婚龄立法，整体上与国际共识接轨，呈现出“法定婚龄统一为18周岁、严格限制例外情形、童婚率相对较低”的特征。拉美各国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，纷纷修改婚姻立法，将法定婚龄统一设定为男女均满18周岁，同时严格限制未成年人结婚的例外情形。截至2026年，拉美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已废除了未成年人结婚的例外条款，明确禁止未满18岁的童婚，其中，智利、哥伦比亚、多米尼加、厄瓜多尔等国，均在2015年至2025年间修改法律，彻底禁止童婚。

拉美地区的童婚率远低于非洲与南亚地区，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统计数据，拉美地区的童婚率约为15%，且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。但部分中美洲国家的童婚问题依然较为严重，危地马拉、洪都拉斯、尼加拉瓜等国的童婚率超过25%，核心原因在于贫困、性别不平等与传统习俗的影响。近年来，拉美各国通过完善立法、强化执法、推进性别平等、普及女性教育等方式，持续打击童婚现象，取得了显著成效。

（五）全球婚龄立法的最新趋势与国际公约的影响

进入21世纪以来，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、国际人权公约的全面普及与儿童权益保护理念的深入人心，全球婚龄立法呈现出三大核心趋势，而国际公约则成为推动这一趋势的核心力量。

第一大趋势，是将18周岁作为法定婚龄的基准线，已成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。根据联合国2024年的统计数据，在全球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，已有130个国家将法定婚龄统一设定为男女均满18周岁，占比超过67%；另有超过40个国家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仅在极特殊情况下允许例外；仅有不到20个国家的法定婚龄低于18周岁。这一数据表明，18周岁作为法定婚龄的基准线，已成为全球立法的普遍共识，这一共识的核心依据，是联合国《儿童权利公约》将18周岁界定为儿童的年龄上限，未满18周岁的人均为儿童，享有儿童权益的特殊保护，而童婚被明确认定为侵犯儿童权益的有害习俗。

第二大趋势，是全面禁止童婚、消除例外条款，已成为全球婚龄立法的核心发展方向。2000年至2026年，全球已有超过60个国家修改了婚姻立法，废除了未成年人结婚的例外条款，明确规定未满18周岁的人不得结婚，无论是否存在父母同意、怀孕、宗教习俗等情形；同时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促成童婚的行为纳入刑事处罚范围，强化法律的执行力度。德国、法国、西班牙、日本、英国、智利、哥伦比亚等国，均在这一时期完成了相关立法改革，全面禁止童婚。这一趋势的核心动力，源于国际社会对童婚危害的广泛共识：联合国相关机构的研究表明，童婚会严重侵犯女童的受教育权、身体健康权与人身自由权，大幅增加孕产妇死亡、新生儿死亡、家庭暴力、性暴力的风险，是阻碍性别平等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。

第三大趋势，是消除男女法定婚龄的差异，贯彻男女平等原则，已成为全球婚龄立法的普遍做法。截至2026年，全球已有超过140个国家实现了男女法定婚龄的统一，占比超过72%；仅有不到50个国家依然保留了“男性婚龄高于女性”的差异规定，且主要集中在南亚、中东与非洲地区。传统上，许多国家设定男女婚龄差异，是基于“女性生理成熟早于男性”的认知，而现代立法理念认为，这种差异规定本质上是性别歧视的体现，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，同时会强化“女性的核心价值是生育”的刻板印象，不利于女性权益的保护。因此，消除男女婚龄差异，已成为全球婚龄立法的重要发展方向，日本、印度尼西亚、土耳其等国，均在近年的立法改革中实现了男女婚龄的统一。

在这三大趋势的形成过程中，国际公约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核心推动作用。目前，全球范围内与婚龄制度、童婚问题相关的核心国际公约主要包括：

1948年《世界人权宣言》，第16条明确规定：“婚姻只有经男女双方的自由和完全的同意，才能缔结。”首次在国际层面确立了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，为婚龄制度的现代化奠定了人权基础。

1956年《废止奴隶制、奴隶贩卖及类似奴隶制的制度与习俗补充公约》，首次在国际公约中将童婚明确界定为类似奴隶制的有害习俗，要求缔约国制定法律，规定适当的最低结婚年龄，禁止童婚。

1962年《关于婚姻的同意、结婚最低年龄及婚姻登记的公约》，这是全球首个专门针对婚龄制度的国际公约，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：一是要求缔约国明确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，任何未满该年龄的人不得缔结婚姻；二是强调婚姻必须经男女双方完全自由的同意，禁止强迫婚姻；三是要求所有婚姻必须由官方登记机关登记，强化法律监管。该公约是全球婚龄立法统一化的核心纲领，截至2026年，已有55个缔约国。

1979年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，第16条明确规定，妇女在婚姻家庭事务中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，禁止在结婚年龄上设定男女差异，消除对妇女的一切形式歧视。该公约的执行机构——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，在1994年发布的第21号一般性建议中明确指出：“男女结婚的最低年龄都应为18周岁，男女结婚时承担重要的责任，因此不应准许他们在达到成年和取得充分行为能力之前结婚。”这一建议成为全球婚龄立法的重要参照标准。

1989年《儿童权利公约》，这是全球批准国家最多的国际公约，截至2026年已有196个缔约国。该公约将18周岁界定为儿童的年龄上限，明确规定缔约国应采取一切有效措施，保护儿童的各项权益，禁止一切形式的侵犯儿童权益的行为。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在相关一般性意见中，明确将童婚界定为侵犯儿童权益的有害习俗，要求缔约国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废除所有例外条款，全面禁止童婚。该公约已成为推动全球禁止童婚立法改革的最核心法律文件。

2024年联合国大会第79/158号决议《童婚、早婚和强迫婚姻》，这是最新的关于童婚问题的联合国大会决议，重申了消除童婚、早婚和强迫婚姻的国际承诺，明确指出童婚是侵犯人权的有害习俗，严重阻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；敦促各国制定和执行全面的跨部门战略，消除童婚现象，将法定婚龄设定为18周岁，废除所有例外条款；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，为各国提供资金与技术支持，加快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“消除童婚”的具体目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