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高联合发布司法解释（二）：剑指"影子腐败"，预期收益明确定性 深圳律师解读

【深圳律师导读】2026年4月10日，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（法释〔2026〕6号，以下简称《解释（二）》），并将于2026年5月1日起正式施行。这是继2016年"两高"出台贪污贿赂犯罪司法解释之后，又一次重大系统性修订。新规重点剑指近年来愈演愈烈的新型隐性腐败（即"影子腐败"），首次明确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认定规则，并对介绍贿赂、斡旋受贿、挪用公款等多种行为的认定标准作出细化。深圳律师指出，这一司法解释的出台，意味着我国反腐败刑事法网进一步收紧，对今后的职务犯罪辩护与审判实务都将产生深远影响。

一、出台背景：为什么此时要对贪污贿赂解释"打补丁"？

2016年，最高法、最高检曾联合发布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6〕9号），对贪污罪、受贿罪等罪名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作出统一规定，有效解决了当时实践中的一些突出问题。然而，近十年来，腐败手段不断翻新，传统直接收受现金的"一手交钱一手办事"模式正在被更为隐蔽、复杂的新型利益输送方式所取代。

一些腐败分子开始借助股票期权、股权激励、"影子公司"分红、预期收益转让等"影子"手段，将腐败收益包装成合法投资收益，从而规避法律制裁。还有人以"投资顾问费""咨询费""居间费"等名义，通过介绍贿赂、斡旋受贿等方式完成利益输送，这类行为在认定上长期存在争议。

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"两高"启动了对2016年解释的修订工作，历经充分调研和论证，于2026年4月10日正式发布《解释（二）》。新规的核心目标，就是织紧织密惩治腐败刑事法网，依法加大对新型隐性腐败的惩治力度。

二、预期收益型受贿：股票期权增值部分也算受贿

《解释（二）》第十一条对预期收益型受贿的数额认定规则作出了详细规定，这在法律层面尚属首次。针对实践中常见的以收受股票、股权等预期收益形式实施贿赂的行为，新规明确了两套计算标准：

（一）已实际获利：按案发时实际获利金额认定

如果受贿人在案发时已经实际获得了收益——比如已经将股票卖出套现、拿到了股权分红——那么受贿数额就直接按实际获利的金额认定。也就是说，无论当初收受时股票价格是多少，只要最终兑现了收益，升值部分全部计入受贿金额，想通过"低价买进、高价卖出"来稀释受贿数额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。

（二）尚未实际获利：按溢价差额认定

如果案发时股票或股权尚未变现，新规明确了另一套计算方式：受贿数额=案发时涉案资产的市场价格与受贿人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（即溢价/浮盈部分）。举例来说，如果受贿人仅以每股1元的"内部价"持有某上市公司原始股100万股，而案发时该股票的市场价格为每股10元，则受贿数额认定为900万元（溢价部分）。

这一规定，直接封堵了"收原始股、等上市升值再抛售"这条典型的隐性腐败通道。只要存在溢价，无论是否套现，都构成受贿既遂，且数额清晰可算。

三、剑指"影子腐败"：三类新型隐性腐败被精准打击

"影子腐败"之所以长期难以有效惩治，根本原因在于其行为方式高度隐蔽、利益链条错综复杂。《解释（二）》针对实践中最为突出的三类新型隐性腐败形态，逐一明确了认定规则，让"影子"不再隐身。

（一）介绍贿赂：三种情形分别定性，不再含糊

介绍贿赂是腐败链条中的重要一环，但过去在定性上长期存在模糊地带。《解释（二）》此次作出明确规定，区分了三种截然不同的处理方式：

（二）斡旋受贿：完善认定规则，堵住"居间腐败"漏洞

斡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，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，并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。《解释（二）》进一步明确了斡旋受贿的认定标准，对"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"与纯粹利用"人情关系"的边界作出区分，防止腐败分子以"私人关系"为名逃脱法律制裁。

（三）特定财物真伪鉴定：珠宝字画不再"说不清"

收受珠宝、玉石、字画、手表等贵重物品，是腐败分子转移利益风险的常用手段，鉴定和估价难一直是执法痛点。《解释（二）》明确规定：真伪不明的财物，必须进行真伪鉴定；珠宝、玉石、字画、手表、贵重金属等特定财物，一般应当进行价格认定；仅有购买票据齐全、行受贿双方均无异议的特定财物，可不作价格认定。这一规则，彻底堵死了"拿个赝品来抵账"或者"用模糊的估价来稀释受贿数额"的操作空间。

四、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：边界更加清晰

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在量刑标准上差异巨大：个人行贿罪最高可判无期徒刑，而单位行贿罪的法定刑则相对较轻。一些腐败分子试图通过注册"影子公司"、将个人行贿包装成单位行贿来减轻罪责。《解释（二）》对这一灰色地带作出明确回应：

• 单位行贿罪的认定，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，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；
• 个人行贿罪的认定：如果个人财产与单位财产高度混同，单位通过行贿获得的不正当利益实际上归个人所有，则不以单位行贿罪论处，而以个人行贿罪定罪处罚。

这一规定，实际上为纪检监察和司法机关提供了一把精准的"鉴别器"——那些名为单位、实为个人控制的"影子公司"行贿行为，将不再能享受单位犯罪的"轻判待遇"。

五、积极退赃与违法所得追缴：退得越多，判得越轻

（一）什么情形算"积极退赃"？三类标准明确

符合以下三类情形之一的，可认定为积极退赃：

• 已全部退缴个人实际分得的赃款赃物；
• 积极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，且大部分赃款赃物已被查封、扣押、冻结；
• 共同犯罪中，实际分取的赃款赃物已全部退缴，并自愿继续退缴。

（二）违法所得追缴："决不让犯罪分子从中获利"

《解释（二）》强化了对违法所得的追缴力度，明确了五种追缴情形：追缴原物（物尚在）；追缴房屋（已形成合意的）；追缴转化后的财物（原物已转化）；追缴等值财产（与合法财产混合且不可分）；向第三人追缴（由他人代持）。追缴规则的核心逻辑，就是"决不让犯罪分子从中获利"——无论腐败收益经过多少层包装和转化，办案机关都可以一路追踪到底。

六、深圳律师视角：新规给当事人带来的真实影响

（一）职务犯罪辩护：需重新评估量刑空间

《解释（二）》施行后，所有涉及预期收益型受贿、介绍贿赂、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边界等问题的案件，都需要根据新规重新评估量刑空间。如果当事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实发生在2026年5月1日之后，司法解释的量刑规则将直接适用。建议当事人及其家属尽快联系专业刑事辩护律师，对现有证据和新规的对应关系进行全面梳理。

（二）企业合规：民企腐败风险同步纳入监管

《解释（二）》明确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、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、职务侵占罪、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，分别参照对应的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标准执行。这意味着，不仅国有企业、机关事业单位的腐败行为将受到更严厉打击，民营企业内部的职务侵占、商业贿赂行为同样面临更高的法律风险。对于深圳的企业而言，这一变化的影响尤为直接——如果存在向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的行为，例如向民营企业的采购负责人行贿以获取商业机会，同样可能触犯法律，构成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。

（三）辩护重点：程序辩护和证据辩护的价值凸显

• 鉴定程序辩护：对特定财物（珠宝、字画等）的真伪鉴定和价格认定，是否符合《解释（二）》的程序要求？辩护律师应当对鉴定意见进行严格审查；
• 主观故意辩护：预期收益型受贿中，受贿人对"明显低于市价"是否存在明知？是否存在合理的商业解释？
• 数额辩护：预期收益尚未实现时的"市场价值"，评估方法是否科学合理？
• 退赃与量刑辩护：积极退赃的认定标准明确后，辩护律师应指导当事人尽可能完成退赃，争取从宽处理。

七、结语：反腐败永远在路上，法治利剑持续出鞘

《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（二）》的发布，是我国反腐败司法实践的又一重要里程碑。新规针对新型隐性腐败精心设计的认定规则——无论是首次明确定性预期收益型受贿，还是细化介绍贿赂的多元处理方案，抑或是封堵"影子公司"逃脱单位犯罪追责的漏洞——都充分体现了最高司法机关对腐败零容忍的坚定态度，以及持续完善刑事法网的务实精神。

对于深圳的律师同行和当事人而言，理解并吃透《解释（二）》的每一项规则，是开展职务犯罪辩护工作的必修课。新规带来的不仅是挑战，也有机遇——那些程序合法、证据扎实、量刑准确的案件，必将在新框架下得到更加公正的处理。

而对于每一位公民而言，《解释（二）》同样传递了一个清晰的信号：反腐败永远在路上，任何试图以新型手段规避法律制裁的腐败行为，终将在这张越织越密的法网面前现出原形。

来源：新华社 2026年4月10日电、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、最高人民法院官网 | 整理/解读：龚安义律师 | 发布时间：2026年4月11日